书评《微观经济学 – 文以载道》

Microeconomics in Words by Gregory Besharov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304 pp.

Book review by Filip Lubinski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 Department of Law

冯文成 译

出生于阿塞拜疆的哲学家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曾写道：“或许每一门科学都必须始于隐喻而终于代数。如果没有隐喻，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代数”（1962年，第242页）。格里高利·贝沙洛夫（Gregory Besharov）在其新著中循着这一洞见，向我们展示了已经耳熟能详的构成当代数理经济学基础的修辞范式，隐喻、夸张与同义反复。这些修辞手法——往往包含着简化的假设与价值判断——被转述为消费者与企业间的交互模型后，反而局限了我们对市场的认知视野。正是这种困境催生了《微观经济学：文以载道》这样一部另辟蹊径的入门教材，它将通行的经济学教学往后回拨了一步，揭示了我们对交换行为的认知视角是如何被我们所选用的语言塑造的。

通过语言与文学讲授经济学并非标新立异。最具典范意义的当属詹姆斯·E·哈特利（James E. Hartley’）2001年在《经济教育期刊》发表的《伟大著作与经济学》。文中描述了一门导论课程，其全部阅读材料均取自西方文明中经典的文学作品。作为一门阐释经济学作为”选择的艺术”的入门课程，其课程大纲是以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著名诗篇《未选择的路》（1942年，第131页）开篇的。哈特利的设计不仅旨在讲授社会科学基础，更试图唤醒人们重燃阅读各类经典作品的热情。而我们手中的贝沙洛夫这部文笔优美的著作，恰采用了与此一脉相承的方法——每章皆以文学家的箴言为引，涵盖了从莎士比亚这样家喻户晓的巨匠，到名不见经传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这类被低估的冷门作家。这些引文的语境与渊源，恰为后续的经济学思辨议题提供了鲜活的案例素材。

在《善恶经济学》一书中，托马斯·塞德拉切克（Tomas Sedláček）选择了从我们书写文明的源头《吉尔伽美什史诗》开启其叙事（2013, pp. 19-43）。而贝沙洛夫的著作则从对欧洲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亚当与夏娃》的神话作为开篇，映射式地讨论了《圣经》中的亚当与经济学中的亚当（亚当·斯密）。这种以经济学奠基人姓名来寻找象征意义的尝试，也同样体现在了塞德拉切克的笔下：他将现代经济学奠基人视为”铸就经济学的第一人”——亚当（Adam）表示第一人，而斯密（black Smith）的本意则是”铁匠”（2013, pp. 193-194）。不过贝沙洛夫并未直接引用《圣经》叙事，而是选用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的片段作为第一章的开篇。原罪在此象征着”丰饶世界的终结与稀缺世界的开端”，也就是象征着经济学世界的诞生（p. 1）。经济学的思想之旅由此启程。

本书第二章通过琳达·帕斯坦（Linda Pastan）的一首题为《伦理学》（“Ethics”，1979）的诗作强调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精妙关联（第21页）。琳达·帕斯坦在诗中发问：

博物馆失火

你会救哪一个

是伦勃朗的画作

还是风烛残年的阿婆

她本来也没有几年可活

这些诗句提醒我们，人类的偏好远非如经济学家假设的那般“定义明确”。贝沙洛夫援引帕累托、阿罗等学界泰斗的理论，强调了偏好测度的多重困境。不过，这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偏好与效用的人际之间比较才是真正更复杂的命题。该章最终确证了政治与文化规范对经济学议题及分析方法的基础性作用，正如法学家唐纳德·赫佐格（Donald Herzog）一针见血的论断，经济分析的实质只不过是对”传统道德与政治理论的隐性寄生”（2000，第914页与897页）。虽然人类偏好难以标准化，但要证明其多样性却简单得多，人们之间会从事交易行为即是明证。本书的第三章，探讨人们从事交易行为可以带来的潜在收益，本章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笔下1:1地图的轶事开篇（第45页），这则典故亦见于博尔赫斯（Jose Luis Borges）的微型小说《论科学精确性》（1946，第141页）。贝沙洛夫从对“过度精确的地图”的笑谈切入，逐步引导读者进入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需分析世界。这位经济学巨匠曾言：“纵使面前的地图轮廓粗疏残缺，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将要探索的地形地貌”（1890，第116页）。

即使是对采用文学例证来解释其本行这一做法毫无兴趣的经济学家，也很可能会非常熟悉“鲁滨逊·克鲁索经济”这一说法。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完全配得上在《微观经济学：文以载道》一书中独享一席之地。不过为笛福专设的一章却被排在了另一章（即第四章）之后，那一章中引用并印证了笛福的另一部著作《魔鬼政治史》中的名言，“唯有死亡与税收无可避免”（1726, p.202）。在探讨税收如何影响价格这一关键的微观经济学议题时，贝沙洛夫再次回归到圣经故事中。这次他直接引用《路加福音》记载的广为流传的圣经故事：伯利恒之旅与耶稣的诞生（p.69），也就是为配合按人口普查征税，马利亚和约瑟夫被迫前往伯利恒，最终导致了耶稣降生于马槽的故事。为了强调税收对当今世界的深远影响，贝沙洛夫诙谐地指出，圣家庭的迁徙也是源于他们必须按人口普查缴税的义务。

税收议题之后，终于轮到鲁滨逊登场了。这个流落于荒岛的文学形象因易于阐释和理解而备受经济学家青睐（Grapard & Hewitson, 2011），在贝沙洛夫笔下这个故事被安排到了全书最精彩的一章《可见的足迹》。笛福的故事远不止给我们演示一个单人经济模型——倘若鲁滨逊仅仅是个”经济人”，他在自认为是荒无人烟的荒岛上发现的脚印只会唤起他渴望进行互利交易的期待，但这位著名的漂流者实际感受到的却是恐惧，这是标准微观经济学难以解释的情感维度（p.100）。

正如维吉尔引领但丁穿越地狱，贝沙洛夫在引人入胜的《市场失灵的地狱》这一章中，带领我们巡游市场经济的原罪深渊，讲述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种种问题。正如《神曲》引领读者遍历九层炼狱，《微观经济学：文以载道》一书也引导我们审视了市场势力、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等经济罪愆的案例。

能够与但丁的文学影响力比肩的作家寥寥无几，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可以跻身其中。作为《堂吉诃德》的作者，他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革新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1986年的随笔中，将小说艺术称为”被低估了的塞万提斯遗产”（p. 3）。学者们至今仍通过这部开创性著作，追溯自由主义思想与现代经济学观念的源头（Graf, 2021）。贝沙洛夫还引用了拉·曼查骑士的寓言故事，并藉此阐释”次优理论”的精髓（pp. 138-141）。

本书第八章，选择《米德尔马契》的故事作为背景来探讨非市场行为影响市场结果，如此安排是有诸多理由的。选择该书的原因是这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备受推崇的多中心叙事结构（Ringler, 1983, p. 155），这部书的故事情节在不同角色间跳转，每个角色都构成独立又互嵌的故事节点，每位角色既是自己故事的中心，也与他人故事紧密相连。贝沙洛夫借助这种叙事方式将市场交易解析为受成本与制度约束的契约关系。该章从制度分析领域自然过渡到博弈论领域，解析了经济行为主体间或小说人物间的互动模式及行为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贝沙洛夫特意点明该书作者“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其实只是个笔名，笔名下隐藏的是一位女性作家——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这让更多读者了解到了这一并非广为人知的事实（Ringler，1983），同时这一性别身份的揭示本身即构成对知识生产传统的反思。

从开篇引文的作者身份不难猜出，接下来的章节会继续聚焦社会议题。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著作《双城记》，在讨论历代经济状况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其标题本身已成为社会不平等的经典隐喻。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1984年所作的那场同名演讲——他在演讲中抨击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美国称为”山巅闪耀之城”。对贝沙罗夫而言，狄更斯小说中的悲剧片段恰能引发对每个经济体面临的复杂伦理难题的思考，例如如何衡量人类生命的价值（第185页）。

构建本书框架的各章引文素材并非仅取材于小说家、诗人或剧作家。第十章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那篇永值铭记的演讲《七月四日对奴隶们意味着什么？》（1852）开篇，这段针对种族主义与奴役制度的经典批判，延续了前文反复叩问的主题：哪些事物是不应被标价买卖的？为解答这个问题，贝沙洛夫简要梳理了围绕着极具争议性的市场及其禁令（或解除禁令）所展开的论辩，特别聚焦器官交易与”肾脏市场短缺”现象（第226-230页）。本书的最后一章《真相与关税》将视野转向国际经济领域。不过本章开篇大段引述了西班牙学者与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文学著作，犀利诘问经济学从业者的诚信命题。这位著作等身却未获应有认可的作家（Callahan，1996），其小说《圣曼努埃尔·布埃诺，殉道者》中，那位深受爱戴的乡村神父唐·曼努埃尔的内心挣扎，被贝沙洛夫巧妙转化为康德式绝对命令与结果主义之间的思想交锋（第235页），将读者引入更深层的思辨场域。这种将存在主义文学引入基础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尝试，暴露出传统课程对伦理维度的忽视。

这本《微观经济学 – 文以载道》并非用小说或广义的文学体裁来阐释经济理论的首创（Henderson，1995；Skinner，1998；Lewis，1999；Comyn，2018）。文化与经济始终相互缠绕，脱离彼此便无法真正理解各自的专业领域。这种被泛称为”经济学与文学”的研究路径源远流长，近年愈发引发学界兴趣（Akdere & Baron，2017；Seybold & Chihara，2018；Crosthwaite，2022）。《英格兰共同福祉对话录》（1581）印证了早期现代经济学与文学浑然难分的状态——这部被视作古典政治经济学先驱的作品，其作者曾长期被读者误认为莎士比亚（Lamond，1929）。而首创”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安托万·德·蒙克莱恬（Antoyne Montchrestien），今人更多记住的是其剧作家的身份而非社会评论家（Parsons，1999）。还有一些作家，比方说笛福（Daniel Defoe）与斯威夫特（Johnathan Swift）等，虽留下了大量有关改良经济政策的论述，却主要因其小说创作而被后世铭记（Knights，2005）。

作家笔下的语言变迁折射出社会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认知的演变。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曾将阿姆斯特丹贬为”良心银行”以讽其开放经济（1665，第83页），数十年后伏尔泰却用相同比喻盛赞伦敦皇家交易所”比多数宫廷更值得敬重”（1733，第20页）。这种观察将我们引向另一类新兴的当代研究路向，即聚焦于文字的”叙事经济学”（Fullbrook，2016；Shiller，2019；Roos & Reccius，2023）这类研究认为我们描述经济的话语体系本身就在塑造认知。我们理解经济的方式，早已被那些用来解释它的专业学术语言与词汇的选择所预先决定了。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对以名词为基础的经济学和以动词为基础经济学进行了辨析（2023），很好地揭示了语言选择如何预设理解框架。由此观之，人们不妨将贝沙洛夫的著作视为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的挑战：当人们沉迷数字时，往往遗忘了语言文字的表述及其背后的含义在微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若追溯欧洲最早的经济学文献，通常会将赫西俄德（Hesiod）的《劳作与时光》（Works and Days）视为源头（Powell，2017）。这首源于兄弟阋墙争夺遗产的教谕诗，既描绘了创世神话中奠定世界根基的神性劳作，也传授着高效利用劳动果实的实用智慧。自此，文学与经济学便以千丝万缕的方式共生共存。及至21世纪，经济学议题甚至成为某些小说的核心主题——彼得·蒙特福德（Peter Mountford）的《忧郁的科学》（2014）堪称典范。当然，探讨这些案例并非否定数学等传统工具在阐释微观经济学时的优势。贝沙洛夫常在某些章末毫不迟疑地引入图表以精炼地概括前文用大量文字阐述的复杂机制。凡此种种，使得《微观经济学 – 文以载道》不仅是一部知识性的学术著作，还是一本能带来阅读乐趣的佳作。

2025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