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通识讲座为什么变少了？

2026年4月27日

有人转发了一小段视频，是陈嘉映谈当下大学哲学系教学制度老化、智性讨论消失等话题的。我回应说到了“陈老师的英语听着太难受了（不敢评论哲学，听不懂）”。对方则问我，你为什么要称呼他为“陈老师”？我的回复是多年前我认真地听过陈老师的讲座（至少两次），称之为老师是应该的。突然就回忆起了那段日子（真是人老了喜欢回忆，是真的老了）。

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的校园里还是会比较频繁地举办一些热闹、热烈的讲座活动的，主要是偏思想性的、通识性的讲座，不太具有实质性的科研交流，基本上是请当时的大咖或名人进行单向度的讲座，如张五常、叶嘉莹、黄有光、张维迎等人，他们的讲座是面向全校的，对于全校的师生都算得上是大事件，用万人空巷或一座难求来形容是不夸张的。当年汪丁丁在学校主持一个跨学科项目，他比较经常请来陈嘉映为跨学科项目的学生授课，但是课程也对感兴趣的其他师生开放，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蹭听了几次陈老师的讲座和课程。

随着我的逐渐老去，参加这类讲座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再到后来，我发现不是我参加的少了，是这类通识性的讲座活动越来越少了（不是说没有了，只是少了，毕竟还是偶尔会有些诸如“传统文化进校园”之类的活动）。这并不是说现在校园的学术活动少了，只是学术活动的类型变了，校园网上报道的和预告的学术活动还是会有很多，只是这些学术变得并不追求热闹和普惠了，而是变得更专业、更专注于具体领域的技术分析、更小团体化、更注重“双向的交流”了。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基本上是不学无术、没有专长的老登就很难再混到这样的讲座中了。

这种转变无关价值判断，不必评价是好是坏，只是一个可能的客观事实。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方说当前知识（或思想）的传播途径有了较大变化等。我猜测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大概是考评体制或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发生了变化。这很像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逻辑。以前学校可能是“统筹”掌握着一些学术资源，有能力和意愿邀请请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士来进行偏科普和通识的“公益性”学术传播活动。随着科研体制及考评体制的改革，学校的资源尤其是课题经费更多地分散到某些具体的“项目”或“课题组”，考评体制也更倾向于需要有形的、可量化的“科研成果”。这种明显需要有形产出的课题负责人或基层组织负责人，必然要考虑学术交流活动是否能助力发表论文或有益于申请项目之类的，因此要邀请的人物必然是细分领域内的stakeholder，活动自然也更偏重小范围、更务实的双向交流了。

我无所谓。